有沒有不需要公關就能活得很好的企業(yè)？如果最近提出這個問題，得到的大多數(shù)回答會是：“有啊，就是富士康”。但富士康給人們留下這么個印象其實有點冤枉，以今年世界杯期間的公關活動為例，富士康針對國內高校學生的公關也是有聲有色的，主題“歡躍足球嘉年華”的校園活動從北京開始，在世界杯期間擴展到全國16個省市的幾十所高校，影響人群達150萬人，富士康和合作企業(yè)的高層領導也參加活動助威。如果不是一頭撞進了“勞工門”，應該說在“得世界杯者得天下”的2006年，富士康的公關表現(xiàn)并不差。在剛剛過去的富士康事件中，富士康的危機公關失分不少，但一些沒按常理出牌的地方至今仍讓很多人不解。比如在中國國內，工人加班的負面報道本身對企業(yè)構不成大的威脅，但富士康卻突然向報道此事的《第一財經(jīng)日報》兩名記者索賠3000萬，這讓公眾理解為作風霸道、捏“軟柿子”，不過即使是挑軟柿子捏，也沒有必要一上來就索賠3000萬，很多媒體評價這是富士康在炒作自己的知名度，但是要知道，富士康是個代工企業(yè)，只要追求代工圈里的知名度就可以了，富士康已經(jīng)做到世界“代工王”級別，用一個負面事件炒作自己的知名度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很多營銷圈人士對富士康的危機公關評價不高，北京關鍵點公關公司董事長游昌喬的評價就很典型，他對《成功營銷》記者說：“富士康的危機公關是‘一拍桌子’做出來的�！钡�也有專家從新的角度對富士康的危機公關做了解讀，北京東方策略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員陳飔告訴《成功營銷》記者，富士康的“勞工門”事件實際上“犯了西方人的大忌”，“富士康真正的危機在西方世界”�？梢哉f離開西方的背景談富士康的公關活動是沒有意義的，從這個角度解析富士康不按常理出牌才是關鍵所在。危機在西方由于富士康事件發(fā)生在中國，所以很容易讓人感到富士康的公關危機也發(fā)生在國內，但既然是危機公關，首先要搞清楚的問題是真正的危機來自哪里，企業(yè)要“攻”誰的“關”。富士康是一家涉及電腦、通訊、消費性電子領域的3C產(chǎn)業(yè)代工企業(yè)，所代工的有蘋果、摩托羅拉、諾基亞、惠普、戴爾、索尼等享有國際聲譽的強勢品牌，是中國最大的出口企業(yè)，全球500強之一。所以從富士康的企業(yè)生存環(huán)境來看，富士康是一家主體在中國，但是主要收益需要在西方世界才能變現(xiàn)的企業(yè)。而西方國家的客戶是不好“伺候”的，盛行勞工保護文化的西方企業(yè)會經(jīng)常做出一些出乎中國代工企業(yè)頗感不適的事情。8月中旬，廣東佛山出了一件被當?shù)孛襟w譽為在企業(yè)社會責任方面有標志性意義的事件：兩家陶瓷生產(chǎn)企業(yè)由于給工人提供的飯?zhí)貌缓�，被美國采購商取消了近千萬元的訂單，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而早先在珠三角地區(qū)，一家工人工資相當于“一天三碗方便面”的臺資代工企業(yè)突然漲了一倍工資，原來背后是德國一個勞工組織在間接為中國勞工“維權”，認為這家企業(yè)給工人的薪酬福利大大低于國際通行的企業(yè)社會責任標準，嚴重影響了德國企業(yè)在國際上的聲譽。可以說，在代工業(yè)務興盛的珠三角地區(qū)，如果在企業(yè)社會責任的承擔上被西方世界抓住把柄，帶來的損失將是難以預期的。西方世界在經(jīng)歷了勞工運動、人權運動、消費者運動和環(huán)保運動的洗禮后，形成了很強的勞工保護文化，企業(yè)有損勞工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事情很容易成為輿論譴責的對象，而且這種勞工保護理念是有法律保障的，許多知名品牌公司把是否遵守和保護勞工利益的“工廠守則”或“生產(chǎn)守則”作為代工合同存續(xù)的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潛在的市場門檻。以中國當下的社會境況而言，工人勞動超時其實已經(jīng)見怪不怪，無論是社會、媒體、民眾都已習以為常。而富士康在員工勞動條件上的負面消息如果被西方社會“盯上”，無論從輿論上還是法律上都要承擔巨大的風險，這才是富士康在危機公關中所面臨的主要問題，而最早揭開富士康勞工問題一角的正是一家西方媒體。西方力量博弈軌跡真正會把富士康勞工問題擴大化的力量是富士康所代工的品牌企業(yè)、西方媒體以及工會組織。6月11日，英國《星期日郵報》在一篇名為《iPod城》的報道中稱：目前蘋果公司主打產(chǎn)品iPod主要是由富士康工廠的女工生產(chǎn)出來的，而且每個女工的月工資收入只有27英鎊（約人民幣300余元），工作時間卻長達每日15小時之久。該報道一經(jīng)披露，在海內外引起極大的反響。尤其在大本營美國市場上使蘋果電腦公司備受壓力，不得不組織專門的調查組親赴中國調查是否存在“虐工”行為。蘋果電腦公司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如果代工廠不能滿足勞工保護方面的原則，蘋果將會取消其代工資格。另外，蘋果公司是《電子工業(yè)行為準則》的簽署者之一，《準則》對電子企業(yè)選擇代工廠的資格做出了要求，而富士康的客戶惠普、IBM、戴爾、英特爾、索尼等都是這個準則的簽署者。雖然在危機中富士康與這些代工品牌成了一根線上的螞蚱，但如果蘋果公司的調查對富士康非常不利，富士康在代工客戶方面的危機仍有全面爆發(fā)的危險。8月18日，蘋果公司公布了其針對富士康的勞工調查報告，這是迄今為止關于富士康勞工待遇問題最直接、最詳細的調查。在這個調查里，蘋果公司認定富士康深圳工廠員工的工作時間雖然超過了《行為準則》的許可，但是“沒有強制員工加班的情況”，由于蘋果公司的調查對富士康相對有利，富士康在代工客戶上的危機沒有爆發(fā)。雖然世界三大工會組織之一的國際自由工會聯(lián)合會（ICFTU）對蘋果公司的調查提出了質疑，而且西方工會組織為了保護本國工人的就業(yè)，熱衷于質疑處于“世界工廠”地位的中國企業(yè)的勞工問題，但如果西方媒體不跟著炒作，工會質疑產(chǎn)生的影響就是可控的�？梢哉f，西方社會有多股力量在影響富士康事件，但是如果員工待遇問題不成為西方輿論的焦點，其他的問題都相對容易解決，怎樣甩開西方媒體的圍追堵截才是這次危機公關的關鍵所在。聲東擊西的訴訟式公關資深公關專家林景新對《成功營銷》記者表示，富士康的公關始終是一種進攻姿態(tài)，而富士康也以訴訟的形式把握住了法律的底線，就如富士康的新聞發(fā)言人所說，“我們現(xiàn)在走的是司法程序，司法是最公正的。如果說富士康采用了什么高壓手段，除非說司法是不公正的。”但是富士康在處理整個事件的過程中，有一個現(xiàn)象非常值得營銷界人士關注。富士康事件剛剛開始的6月份，富士康集團高層就表示，“不排除起訴作出失實報道的國外媒體”。而7月4日，富士康母公司鴻海集團董事長、臺灣首富郭臺銘再次表示，富士康正在考慮是否對英國一家媒體提起訴訟，而與此同時富士康真正起訴的是《第一財經(jīng)日報》的兩名記者。而在富士康事件接近尾聲的時候，鴻海集團全球發(fā)言人被問及為何沒有起訴英國《星期日郵報》而是起訴《第一財經(jīng)日報》時表示，“沒有起訴并不代表以后不會起訴”。可以說，富士康并不像很多人評價的那樣簡單，在對西方媒體的控制上富士康就始終保持了一種引而不發(fā)的狀態(tài)；而富士康在中國近似夸張的訴訟做法，在西方有個名稱，叫“‘利益?zhèn)�害’威懾媒體”，是一些強勢企業(yè)集團制衡媒體的重要手段。東西方媒體在報道內容的選擇上存在很大的差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教授喻國明曾說，與中國媒體批評企業(yè)的新聞較多相反，本著私有財產(chǎn)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西方媒體對于企業(yè)的報道是相當謹慎的，只有少數(shù)大的媒體會觸及這個領域，一旦不慎，賠償金額少則千萬，多則過億。所以西方媒體會盡量少涉及企業(yè)的負面報道，富士康在訴訟上對西方媒體的引而不發(fā)，更使西方媒體變得慎之又慎。在富士康與《第一財經(jīng)日報》和解之后，《成功營銷》一位精通英文的記者在西方的媒體上搜索有關富士康的報道，發(fā)現(xiàn)基本上是有關《第一財經(jīng)日報》訴訟的消息，其他方面已經(jīng)極少涉及。但在中國公眾的心目中，富士康留下了強硬得近乎霸道的形象，由于富士康在勞工待遇問題上至今是模糊狀態(tài)，可以說富士康在公共關系上仍潛伏著不小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