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看到這篇文章時，這場搶劫危機已經(jīng)化解了。 一個月前，打工仔陳曉海在QQ上告訴本刊記者，第二天他要去搶劫。本刊記者立即向他寄去100元錢，并多方勸說，讓他把大致情況寫下來，以爭取獲得本刊的“新聞線索獎”，從而賺足回鄉(xiāng)的路費。兩天后，當他終于把大致情況寫下來時，本刊向他寄去了300元的“新聞線索獎”。有了這筆錢，他和同伴蔣毅放棄了搶劫計劃，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 □文/深圳打工仔陳曉海(口述) 本刊記者　譚強(整理) 我們的計劃 明天，我要去搶劫�。�！ 目標是我曾經(jīng)的老板。深圳寶安區(qū)那家電子廠的王老板。 但是王老板并不住在寶安區(qū)。這里的老板們幾乎都住在深圳關(guān)內(nèi)，他們嫌寶安區(qū)不安全。他們制造了不安全因素，卻遠遠地躲在安全的地方揮霍享受。王老板每天晚上都要開車從工廠回到他在關(guān)內(nèi)的家。 蔣毅是我的死黨。今天下午，我們作好了周密的計劃：明天晚上，在一段王老板必經(jīng)的行人稀少地段，我扮演成交警，蔣毅扮演路人�？吹酵趵习宓能囘^來，我以交警的身份將其攔下，讓其靠邊，下車接受檢查，蔣毅則冷不防沖上來，幾棒將其敲暈，收走其錢財，各自回到家鄉(xiāng)。 我實在混不下去了。 深圳，這個曾經(jīng)的打工天堂，現(xiàn)在更像是地獄。身上還有最后48元錢。我們已經(jīng)失去工作半個多月了，蔣毅死皮賴臉地找他那同在深圳打工的姐姐借來錢，維持著我們兩個人的開支。網(wǎng)吧就是我們的旅館，一臺電腦，兩個人輪流上，另一個則可以以朋友的身份得到一張塑料凳子，趴在電腦桌上睡覺。再加上每天兩頓盒飯，這樣，我們兩個人每天至少也要花40多元錢才能在這個城市生存下來�，F(xiàn)在，他姐姐那里再也榨不出一分錢了。我們必須考慮這最后的48元用完了又怎么辦。 幾個月前，曾經(jīng)有3天時間，我沒吃過一口飯，像一條死狗一樣躺在公園的椅子上睡覺，最后蔣毅終于從他姐姐那里要到了一點錢，我才算活了下來。我簡直不敢再去想象三天不吃飯的感覺。 再找不到生活來源，我們就只有餓死。除非逃離深圳。家鄉(xiāng)，那里似乎才是避風(fēng)的港灣。然而，即使坐最便宜的火車，最精打細算，兩個人要回到家鄉(xiāng)，至少也需要400元錢。 漸進初冬，天氣轉(zhuǎn)冷。我們?nèi)匀淮┲鴦倎砩钲跁r的那件短袖襯衣。行李被工廠扣留了，因為我們沒有得到辭工的批準。在深圳打了1年多工，我們卻連一件衣服都買不起，也沒有換洗的衣服。一早一晚，兩個人凍得直打哆嗦。實在熬不過了，前幾天，我和蔣毅乘黑摸進一片有錢人的住宅區(qū)，幫他們“收拾”了一下晾衣竿，回到家里清理“戰(zhàn)利品”，好大一麻袋衣服，這個冬天我們終于不必凍死街頭了。同時，我們意外地發(fā)現(xiàn)，居然還有一件交警穿的衣服。這也是我們可以設(shè)計這樣一個計劃的條件。 蔣毅曾經(jīng)說去偷錢。我不同意，畢竟偷錢不比收點衣服這樣簡單，抓住了不被打死才怪。搶劫似乎更加安全。 其實，昨晚，我們已經(jīng)“行動”了一次。 在馬路邊蹲守了兩個多小時，才見一個人經(jīng)過，那身穿著，一看就是打工仔。在深圳寶安區(qū)，云集著成千上萬的外加工企業(yè)，不少打工仔像我們一樣，當無法生存時，便被迫走上了搶劫的路。前段時間，來自廣西天等縣溫江村的“砍手黨”，看到你打手機，會直接把你的手砍下來，然后撿走手機�，F(xiàn)在橫行于寶安區(qū)的“河南幫”，可以為幾十元錢就要了你的命，他們會尾隨你到行人較少的公路，客氣一點的，幾人圍上來，不問青紅皂白，幾耳光把你打蒙，然后教訓(xùn)一句：“做人要誠實”，你就得乖乖把錢交出來，如果發(fā)現(xiàn)你“不誠實”，那你就有苦果子吃了。心狠一點的，直接幾悶棒把你撂倒在地，收走全部財物，也不管你從此變成一株植物還是一具尸體。因此，寶安的街道，特別是臨近工業(yè)區(qū)的背街小巷，一到晚上，都少有人走。 這大概是一個新來不久的打工仔。“無知者無畏”，因此敢于一個人在這條危機四伏的公路上走著，一會兒，還拿出手機打了起來，這等于是向別人說：“我有手機，快來搶我�！� 我和蔣毅不遠不近地吊著，伺機下手。只聽他在電話里說：“媽媽，我已經(jīng)找到工作了，430元一個月，還有加班費，你不要擔(dān)心。你身體好嗎？爸爸的病好了沒有？”以深圳的物價，430元錢，再被老板以各種理由扣去一部分，生活是相當艱難的。顯然，他在安慰自己的家人。我突然不想搶了。向蔣毅一說，這家伙馬上附和，看來他早就有了同感。于是我們約定專搶老板。然而，等到第二天凌晨，除了幾個同樣可憐的打工仔，沒有一個老板模樣的人出現(xiàn)。 第一次“行動”就這樣流產(chǎn)了。 少領(lǐng)了350元 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xùn)”，我們一致認為，第一次“行動”失敗的原因，在于沒有明確的搶劫目標。通過一番篩選，我們將目標鎖定為電子廠的王老板。 一想到王老板被我們搶劫時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熊樣，我就禁不住熱血沸騰，一股豪膽俠氣油然而生。 2004年10月，像所有打工仔一樣，我揣著路費，來到傳說中掘金如土的深圳。 聽說有家著名的外資企業(yè)在招工，是委托一家職介所招聘，我跑過去一看，天啦，黑壓壓的一大片全是打工仔。大家都在興奮地討論著：這家企業(yè)管理規(guī)范，工人待遇比政府規(guī)定的最低工資標準還高了一截，發(fā)放工資很準時，還有各種福利和保障。然而，每一個興奮的臉孔擠了進去，就是一個沮喪的腦袋搭拉著出來。后面的人圍了上去，打聽了半天，才知道職介所要1500元的中介費。后面的人吐了吐舌頭，再也不往里面擠了。粗一點的人大罵“吸血鬼”。 我從家里帶來的錢只夠路費，自然交不起這1500元的中介費，只能像大多數(shù)人一樣，望廠興嘆了。呆的時間長一點的打工仔告訴我，這里的正規(guī)廠家，一般都委托職介所招工，而職介所則根據(jù)廠家對工人的福利待遇的好壞不同，收取500～1500元不等的中介費。交不起中介費的打工仔，只有到工業(yè)區(qū)大門外，看招工啟事應(yīng)聘，而這些廠有不少是連營業(yè)執(zhí)照都沒有的黑工廠。深圳規(guī)定關(guān)外的最低工資標準是每月580元，但黑工廠根本就不會按《勞動法》執(zhí)行。全國各地涌來的打工仔，在求職無門的情況下，迫于生計，明知是黑廠，還是不得不進。 生產(chǎn)旺季時，寶安區(qū)各大工業(yè)區(qū)外面，招工的臺子在馬路邊排成一條龍。廠家像商量好了一樣，底薪清一色的都是400元，加班費也都不超過2.5元/時。我很納悶，這些廠的工資都沒按《勞動法》的規(guī)定執(zhí)行，怎么竟敢白底黑字地寫在啟事里，明目張膽地招工。 終于找到一家底薪430元的電子廠，他的老板就是后來被我們列為目標的王老板。交上身份證，進去了。結(jié)果發(fā)現(xiàn)自己根本就吃不消。每天早上8：30開始上班，一直要干到晚上11、12點，有時甚至通宵加班。每天所有的感覺就是累。有一次加班到凌晨2點鐘，我困得睜不開眼睛，不小心把正在生產(chǎn)的遙控器滑落到地上，卻被王老板當場撞見。王老板暴跳如雷，沖著我一通大罵，最后還被罰款20元。20元啦！我們的底薪才14元一天！ 20多天后，我的體積縮小了1／3。我覺得再繼續(xù)下去，就會栽倒在地，再也爬不起來。但是，為了錢，我咬牙繼續(xù)堅持下來。好不容易熬到10號，發(fā)工資的日子到了，廠里卻沒有一點動靜，到了14號，仍然沒有發(fā)。工人們都坐不住了。不滿和猜疑的情緒在空氣中漫延，但老板始終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那天下班時間到了，工廠本來排了加班的，我喊了一聲“兄弟姐妹們，咱不干了！”馬上就有人站了起來，這個人就是后來成為我的鐵桿支持者的蔣毅。其他人也紛紛響應(yīng)。晚飯時間，所有的工人都圍在我和蔣毅等10多個骨干分子身邊，憤怒聲討王老板的黑心行為。加班時間到了，大家卻集體回宿舍睡覺。 第二天，王老板風(fēng)風(fēng)火火地跑來了，把其他人的工資都發(fā)了，卻把我們10多個“帶頭鬧事”的人叫到辦公室開會。先是一陣“義正詞嚴”的訓(xùn)斥，然后宣布，對我們每人“處以100元的罰款”，否則予以開除。大家心一橫，開除就開除，那就結(jié)工資吧。王老板見這么多人要走，又怕了，馬上又說，老員工們此前被扣押了40天的工資要等到下個月才退還。這招太狠毒了。沒有哪個打工仔能夠在這里耗上一個月！ 權(quán)衡再三，一部分老員工屈服了。我和蔣毅堅決要辭工。王老板拿出一張紙，上面立著他的“廠規(guī)”：做滿三個月才能辭工，否則扣除半個月工資。我們明知不合法，胳膊卻擰不過大腿。我一咬牙，扣就扣吧�？蓱z我累死累活掙的第一份薪水，竟然只拿到300多元。出了工廠的大門，我狠狠回頭望了一眼，把這筆賬記在心里。 別讓我流浪 后來，我們又陸續(xù)換了好幾家廠。楞沒碰到一只稍微白一點的“烏鴉”。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工資發(fā)放不準時，發(fā)工資時還要扣水電費、工衣費，工廠管理人員淪為老板的走狗，尋找各種借口克扣工人工資……拼死拼活地上班，沒日沒夜地加班，一個月能拿到手的只有6、7百元錢。我們不敢去逛街，看著別人上網(wǎng)心癢癢的，卻舍不得，我們就像一臺臺只工作，不消費的機器。在深圳，如果像本地人那樣瀟灑，只需3、5天，就可以用掉我們?nèi)�月的收入�?我們不知道這是為什么。我們這么辛苦地干活，卻只能過牛馬不如的生活。我想不通，很多次，我都沖動地辭去工作。流浪在深圳街頭，看著身邊的人們衣著光鮮地從我身邊走過，看著一輛輛高級轎車從我身邊滑過，奔向一個個充滿了粉色誘惑的洗浴中心、夜總會。而自己，21歲了，父母播種在我體內(nèi)的荷爾蒙常常莫名地沖動，我卻連女朋友都不敢交，因為我連為她買枝花的余錢都沒有，更不可能像他們，可以用金錢去征服一個又一個漂亮的女人。我苦苦思索，卻找不到答案。 那一次，我三天沒吃過一口飯，最后躺在一張椅子上，孤獨地等待死亡的到來。蔣毅終于找到一點錢，買來一碗盒飯。當我終于有了一絲力氣，我只好放棄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再去找工作，因為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并不能讓我吃上飯。 這時一家公司以“底薪800元，加班費4元/時，包吃包住”的條件招工。我想都沒想找了過去。對方很熱情，幾句話就同意了。但需交250元押金，并扣押身份證，理由是工廠生產(chǎn)高科技產(chǎn)品，得防止意外。我只好找蔣毅，蔣毅又找他姐姐蹭了半天，終于替我借到了錢。進到車間，就見5、6個工人正同主管吵架，要求辭工。原來他們上了13個小時的班，卻只被記了6個小時。 吃黑錢？！工人們告訴我，廠里的“高薪”就是一個圈套，他們會以各種借口扣掉你的工資。除了交押金，還被扣押了一個月的工資，現(xiàn)在他們已經(jīng)被深度套牢，想走都走不了。 我馬上找到主管退押金，說自己不干了。主管的笑臉馬上就拉了下來，不批準，我和他理論起來。主管打了個電話，一群操著河南口音的大漢就沖上來，先搜我的身，然后把我往一間屋子里推。在深圳寶安區(qū)，不少這樣的黑工廠都養(yǎng)有一幫河南人作保安，這些人與“河南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明說是保安，實際上就是打手。我見勢不妙，馬上往公路上沖，那幫河南人緊緊地追了上來。幸運的是，恰巧一輛巡邏的警車經(jīng)過，那幫人只好作罷。 我去報警，請求警方幫我要回押金、行李和身份證。警察簡單問了幾句，叫我去找勞動局。我到了勞動局，對方又叫我去找公安局。我像一只皮球被兩個部門踢來踢去。終于被拖得筋疲力盡，我只好放棄了。 身份證沒有了，我再也找不到工作，流落深圳街頭。其實，即使有機會，我也不愿進這樣的廠了，我不愿看到工人們那一副副麻木呆板的神情，我再也不要過那種沒有思想，沒有尊嚴，干著牛的活，吃著豬的食，一天只睡幾個小時，就為了月底拿薄薄幾張紙的生活！ 記者大哥，我不知道，還有多少人，像我和蔣毅一樣，正在變成流浪者，并即將變成街頭的劫匪�，F(xiàn)在讓深圳人聞之色變的“砍手黨”，在其家鄉(xiāng)廣西天等縣溫江村，其實個個都是溫順善良遵紀守法的好孩子，但一到深圳，一遇到他們所謂的“外人”，就變得冷酷殘暴�，F(xiàn)在，一批又一批的打工仔正在逃離深圳，不少工廠已經(jīng)找不到工人為自己做工，民工荒正在威脅著這座曾經(jīng)最具活力的城市。 明天，我就要去搶劫了。不知為什么，我有點悲壯的感覺。 今天我還得賺錢 □文/深圳某電子廠老板王成樹(口述) 本刊記者　譚　強(整理) 這個話題我很不想談，既然朋友介紹你來，我們就聊聊吧。 比如今天我剛剛接到一個訂單。但是價格壓得太低了，不把工人卡死點，就賺不到錢。 我曾在一家電子廠打了多年工，并做到了高級主管，漸漸看懂了這行的門道，手里掌握了一些客戶資源，積累了一點資金，我便依葫蘆畫瓢地開了一家同樣的廠。 但是，我憑什么戰(zhàn)勝老東家呢？價格更低，還是品質(zhì)更好？ 我的老東家已經(jīng)根深葉茂。憑我那點可憐的資金，永遠也不可能像它那樣購進最先進的大型機械，這就決定了我?guī)缀鯖]有可能在產(chǎn)品品質(zhì)上超越它。我惟一可以做的，便是打低價牌。 這此年，想方設(shè)法降低成本成為我最大的任務(wù)。 我的廠專為國外商家做電子元件來料加工，技術(shù)原料都是外方的，我的投入只有廠房和人工，能賺的就只有一點“人頭費”。工廠最大的成本就是工資。要讓產(chǎn)品有競爭力，就不得不降低工資成本。歐美一些大型跨國公司對中國出口加工企業(yè)的勞工權(quán)益保護盯得很緊，他們訂了個什么SA8000標準，要求企業(yè)承擔(dān)什么社會責(zé)任，還不定期來檢查為他們做加工的企業(yè)是否執(zhí)行這一標準。這些外國人很怪，管得太寬。你開你的公司，只要能采購到最低價格的零部件就行了，你管別人給工人開多少工資吃什么睡多久干嘛？ 像我這種小公司很少有機會接到這些大型跨國公司的業(yè)務(wù)，也不會有人來監(jiān)管我們的工資標準。當然，即使碰上這樣的業(yè)務(wù)，他們要來查，我們也自有一套應(yīng)付的辦法。不少廠就把對方可能提的問題和答案全部設(shè)計好了，叫工人們背下來，不得亂回答，否則扣工資，甚至開除，按要求回答了，則有獎金。 不超過450元的標準，是大家的約定俗成，我要開高了，成本就比別人高，產(chǎn)品就賣不出去。而且破壞了大家的同盟，如果大家為了招工，都拼命比賽著給工人加工資，工人胃口高了，損失的是大家的利益。如果都達到政府規(guī)定的最低工資標準，那么像我們這樣的小廠，就都得做死。 記者兄弟，你不曉得，現(xiàn)在工廠難做。一個訂單，會有幾十、上百家工廠爭奪，大家都是單兵作戰(zhàn)，做的產(chǎn)品又大同小異。競爭什么？只有價格。采購商只要一公開招標采購，甚至都不需要他開口，國內(nèi)加工廠自己就殺得一地雞毛，將價格壓到最底限。但是，我開工廠就是為了賺錢，沒辦法，別人壓我，我就只有壓工人。 什么？你說有人想搶我？ …… 唉。我們也難啦。 現(xiàn)在深圳好多老板都請保鏢。得盡快請個保鏢了。這社會也真亂。這一代的孩子，不得了，沒有上一代的民工老實了。 編者按： 兩個孩子在犯罪的懸崖邊止住了下跳的腳步，一個尚不知自己危在旦夕的老板得救了。但是我們的心并不能因此輕松起來：2002年2月，深圳寶安一摩配店修理工孟紅彬，因不滿老板拖欠工資，竟殺死老板一家三口，老板兒子僅4個月；2004年8月，梅州人張雙桂為為梁老板做搬運工8個月，只領(lǐng)到第一個月的450元工資，殺死老板的兩個未成年兒子和保姆；2005年1月，湖南人謝某在廣州花都某蘑菇場打工，因工傷索要治療期間的工資不成，竟殺死工友，隨后又用鐵板狂砸老板頭部，被制服；2005年5月，寧夏石嘴山人王斌余為向其老板陳繼偉討回欠薪，與直接管理人員吳國新、工地技術(shù)員吳華發(fā)生沖突，將吳華及吳華的岳父、妻兄、妻子捅死，將吳新國妻子捅成重傷…… 老板被殺、老板家人被殺，甚至無辜者被殺，而殺人者也都受到法律的嚴厲處罰，或被判死刑，或被判死緩，或判無期。 例子不勝枚舉，教訓(xùn)慘痛深刻。 我們僅僅只是挽救了兩個打工仔和一個老板，而整個中國，還有多少這樣的打工仔、老板和管理干部？誰來挽救他們？ 廣東省總工會公布了一項調(diào)查：珠三角76.3%的進城務(wù)工人員月工資水平處于1000元以下，而他們的生活成本卻達到每月500元左右。12年來，珠三角地區(qū)農(nóng)民工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而黑工廠，工資甚至比前幾年有了大幅度下降。同時，這一時段內(nèi)，豬肉、大米的價格卻上漲了3倍多，公務(wù)員的工資上漲了5倍！進城務(wù)工人員常常入不敷出，為了掙錢，他們只能靠加班。 當一些工廠主為了訂單，為了競爭，為了成本，用盡各種辦法，成功地將工人工資壓到最低；當企業(yè)或企業(yè)中的人，不得不為了生存而相互過度擠壓、拼命抗壓反彈，殊不知他們間摩擦的能量已經(jīng)悄然形成了一座座活火山。 那么，誰來給這些火山降溫呢？ (為避免給雙方當事人帶來不便，文中陳曉海，蔣毅，王老板王成樹均使用化名)